1月16日晚7点，当汪思龙接到本报记者电话时，他正在从沈阳到湖南会同的路上。
汪思龙是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该所现任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站长。一个多礼拜前，他刚从会同回到沈阳完成2012年年终总结；此行，会同站的诸多任务已在等着他的到来。
从辽宁沈阳到湖南会同，2900公里。这正是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驻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的科学家52年来的“迁徙”之路。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会同野外台站的科学家像“候鸟”一样，纵跨大半个中国，往返于温带与亚热带之间。千里之距犹如银河，使他们与家人遥相分隔。从寻找林木丰产办法起家，到承担多样化的生态研究任务，今天，他们毅然负重前行。
深山立业，寂寞中坚守事业高地
近期，记者一行人也像会同站的科学家一样做了一回“候鸟”，零距离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
湖南会同县广坪镇吉朗村是会同森林生态实站的观测场地之一。这里有着典型的湘西特色：小河缓缓流过山野间层次分明的阶梯水田，小桥上老农慢悠悠地赶着水牛，桥下三五成群的女人一边说笑一边浣洗着衣服。
乡村悠闲的生活看似惬意，然而，对于搞杉木林丰产实验的科学家们来说，一切却并非如此写意。单是一天内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走十多里地，记录各项数据，就让这些诗情画意大打折扣。
沿着林地间曲折的山路前行，两旁皆是笔直入云的杉木。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研究员汪思龙是会同站现任站长。据他介绍，这些林木的树龄有20多岁。“从树高或胸径就可以读出树龄。”他颇带神秘地说。
“杉木年生长速度可以用‘三个一’来概括。即每年树干约长高1米，胸径长粗1公分，每亩林地木材产量增加1立方米。”他解释说。
据同行副站长范冰介绍，我国1/4用材林为杉木。由于我国南方水热条件较好，杉木20年就可以成材，比成材期200~300年的东北红松短得多。
目前，会同站用于实验的杉木林已达到4500亩。吉朗村的林地主要用于施肥与林下植被管理实验，以及地下生态系统碳储量与木材生产密度和管层结构调控实验，均属于国家“973”计划项目。可以说，会同站的工作是站在了科研高点上。
仅在此一处，汪思龙等人就开辟出30多块样地，并在180多个监测点安装树干呼吸、土壤呼吸测定系统和树干液流检测系统等设备，每月奔波在各个监测点之间收集数据，为科研搜集第一手资料。
“与前几代驻站科研人员相比，我们现在电脑、电视、电话都有，科研条件好了很多。若说还有什么，就是深山里寂寞比较难挨吧。”汪思龙说。
舍家寻梦，“接力赛场”四代人显身手
站在会同站站部办公楼三楼，放眼望去，起伏连绵的大小山坡全是郁郁葱葱的杉木。
2010年是会同站建站第50个年头。此情此景，让重返故地的陈楚莹、周崇莲、张家武等老一辈驻站科学家激动万分。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老一辈科学家预见到我国天然林资源严重不足，提出了利用亚热带水热资源优势发展人工林的建议。于是，1960年，我国最早的人工林定位观测和实验研究站——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会同工作站应运而生。
老科学家陈楚莹被同事和林农称作“杉树王”，她是该站第三任站长，也是第一任站长李竹林的爱人。建站初期，由于夫妻两人都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年逢年过节也难回家，两个孩子只好都送进幼儿园全托，连中高考志愿都是由孩子自己填写的。当李竹林回沈阳生态所工作后，陈楚莹坚持留在会同站工作。李竹林患病过世时年仅63岁，给陈楚莹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土壤微生物学家周崇莲也是第一批到站的科研工作者。她两次把不足一周岁的孩子丢在身后去工作，杉树成了她的孩子。“看到现在的一切，什么都值了。”眼见昔日的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她心里是满满的自豪。
过去，老一代驻站科学家苦的是物质短缺，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交通也不通；现在，新一代的科研工作者面临的则是各种诱惑。然而，他们坚守依然。
1998年，接力棒传到第三代科学家手中，曾获中科院院长特别奖的青年科学家廖利平“接棒”，成为第五任站长。廖利平是陈楚莹的博士生与女婿，他放弃了国外高薪工作的机会，选择搞人工林研究。为了节约经费，他白天扛着化肥上山给实验林施肥，晚上再统计分析数据，先后在杉木人工林研究方面发表论文60多篇。2000年，他被查出已至肝癌晚期，去世时，年仅36岁。他的临终遗愿是“能再活十年就好了”。
现任站长汪思龙是廖利平的师弟，他在人工林土壤质量和土壤有机质过程研究领域已发表了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南来北往的“候鸟”生活已持续了29个年头，他非常感谢妻子多年来对自己研究工作的默默支持。
研究员王清奎是站里年轻一代学术带头人。2003年秋，他加入这支育林团队，10年来，科研硕果累累。2008年9月，从家人来电中他得知妻子患了白血病。然而，因为实验正在进行，他只好让岳母先照顾妻子，自己一个月后才赶回家。
立足生态，保障木材供应有良策
52年来，从会同站已走出一位工程院院士、18位林学博士与15位林学硕士。一项项科研成果从这里脱颖而出，为解决国家用材林资源短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上世纪60年代，他们发现以往苏联每亩440株杉树的造林密度过大，提出每亩240株，并营造了3000亩速生丰产林样板，节省了人力物力，加快了杉木生长和木材供应。
在我国人工林建设初期，林木树种单一，形成北方“杨家将”、南方“杉（与沙同音）家浜”的格局，导致病虫灾害频发。尤其是单一树种的杉木纯林多代连栽以后，土壤养分被“拔尽”，林地生产力普遍下降，成为杉木人工林可持续经营的瓶颈因素。
陈楚莹等人发现，把杉树与火力楠等阔叶树按照8∶2的比例进行套种和混交，可以缓解纯林连栽导致的土壤退化。用这种方法替代撂荒或缩短撂荒期，能提高土地利用率。这一混交模式在湖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广大杉木产区推广使用后，显著提高了人工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当前，会同站的科研目的已不仅局限于寻找林木丰产办法。自1985年以来，该站先后承担国家科研项目近20项，并在1989年首批加入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在酸雨、森林水土涵养、森林碳汇等多个生态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2005年，会同站被科技部批准建设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由于研究硕果累累，美国、瑞典、奥地利等海外专家也闻名前来考察交流。
逝去的是年华，留下的是绿荫。有人说，用候鸟来形容会同站的科学家不恰当，候鸟南飞只是为了寻找福地。但是汪思龙认为，会同就是他们这一群科学家的福地，是他们实现梦想、为国家发展略尽绵薄之力的人生舞台。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3-01-17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