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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这三十多年的风暴中，出现了许多人们难以忘却的历史人物，毛泽东主席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是其中的一位。

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都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他把一生献给爱国兴学，献给救亡大业，献给振兴中华，成为华侨的一代领袖和楷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

陈嘉庚生于国难，长于国难。 1874年10月21日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现属厦门市），那里距离因鸦片战争失败而被迫通商的“五口”之一的厦门只有一水之隔。他目睹中法战争中法国战舰侵入福州马尾，目睹台湾割给日本侵略者，目睹鼓浪屿沦为帝国主义的共同租界，从清王朝辱国丧权和腐败无能的现实中，逐步认识到政治变革的必要，增强了爱国心。

陈嘉庚在贫穷落后、民生调蔽的家乡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念的是私塾。十七岁远离家乡，到南洋谋生。父亲陈杞柏在新加坡开一家不大的米店，陈嘉庚就在那里服务了十三年，直到米店收盘，才出而独立经营黄梨罐头厂。他很快就崭露头角，以开拓者的姿态，从事橡胶垦殖业，被称为东南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1911年前，他从黄梨厂、橡胶园和米店获利数十万元，成了同业中的佼佼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的事业迅速发展提供了机会，橡胶不断涨价，海运业获利丰厚。1923年到1925年他已成为一万五千英亩橡胶园的拥有者，橡胶制品遍销五大洲。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资产达一千二百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华侨大实业家”之名远驰海内外。

然而这一大实业家的“鸿鹄之志”，不在发财，而在于报国。他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哺育下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新加坡闽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福建光复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并为发展当地华侨教育作出贡献。1912年他回乡创办集美小学校，在其手撰的《集美小学记》中，把兴学目的说得很明确：“余侨商星洲，慨祖国之陵夷，们故乡之哄斗，以为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十数年内陆续增办各种类型学校，到1927计有：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学校、男子中学、女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稚师范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统称集美学校。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

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陈嘉庚看到了新的希望，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创办厦门大学，“通告”宣称：“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诲，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

在世界经济危机袭击着殖民地经济的时候，陈嘉庚以硬骨头精神同英国垄断资本集团进行不折不挠的斗争。垄断资本集团强迫他停止提供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经费，他愤然说：“不，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1934年，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困难重重中收盘。企业失败了，“倾家兴学”的美名永存。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陈嘉庚不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他提倡学生要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倡办职业技术教育，高度重视师范教育，认为“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等等。这些，即使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具有可供借鉴的意义。

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是在抗日斗争中确立的。1928年他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 “七七”事变发生后，他又被推举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领导南洋一千二百万华侨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使华侨爱国大团结进入一个新阶段。

陈嘉庚不但关心祖国的难胞，尤其关心民族的兴亡。在南侨总会成立不久，他曾向重庆国民党中的妥协派发出了最猛烈的抨击。 当时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人心动荡，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抗日统一战线面临着最大的危险。陈嘉庚当即以 参政员的身份向正在开会的国民参政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 即汉奸”的电报提案。这个提案被会议热烈通过。邹韬奋称这寥寥 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叛国后，陈嘉庚致 电蒋介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这种大义凛然、顽强斗争的民族气节非常可贵！

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他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1940年3月，他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了重庆，亲自观察到国民党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行径，“国共摩擦似有剑拔弩张之势”，遂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拦，在侯西反、李铁民陪同下毅然访问延安。在那里，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参观了抗日根据地的学校、工厂、机关，考察了陕北人民生活，“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开弁言中写道：“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他醒悟了，“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从此坚决转向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对一代华侨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他回新加坡召集第二届南侨大会，宣布国共摩擦的真相，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对顽固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推动广大华侨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陈嘉庚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被推举为主席。在英军放弃新加坡前夕，经亲友一再催促，方悄然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去，集美和厦大校友黄丹季、郭应麟、林翠锦（女）等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匿居印尼玛琅。他在这期间撰写《南侨回忆录》，身怀一包氰化钾，随时准备以身殉国；他曾赋诗明志：“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敌”。高风亮节，堪为后人矜式。

陈嘉庚终于躲过了敌人的魔掌，日本投降后，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华侨五百个社团的欢迎。1945年11月18日，重庆十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送的“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祝词，成了历史性评价。

当时，全国人民既欢庆抗战胜利，又注视和平建国的前途。陈嘉庚对重庆谈判不抱希望，认为“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如天， 忧心如捣”。果然，全面内战不幸爆发了，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参、众两院议长等，明确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于美蒋的反动阴谋以有力打击。为了斗争的需要，陈嘉庚在胡愈之、张楚琨、李铁民的协助下，创办《南侨日报》，毛泽东主席为该报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这家报纸对于团结广大华侨群众，支援祖国解放斗争作出了贡献。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爱国运动相呼应，陈嘉庚组织了“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并被选为该会主席，领导华侨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

1949年新中国诞生，陈嘉庚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此后，定居集美的十二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时期。他生活在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祖国，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内心的喜悦与兴奋是难以形容的。正如他1955年旅行全国所得的结论：“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报国的积极性更高了。董必武赠以集句：“树立甚宏达，壮心不肯已”。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产业变为现款加上筹款共汇回一千多万元（人民币），用于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对国家大政和家乡建设提出许多具有卓见的建议，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采纳，其中尤以鹰厦铁路和厦门海堤的建设方案最为人们所熟知。他是党的真正诤友，在国家事务方面如有不同意见，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激动地说：“知我者党也！”

陈嘉庚恪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生活朴素，自奉菲薄，居旧室，自定伙食标准每日不超过五角。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临终他把遗产三百万元（人民币）全部献给国家。

陈嘉庚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弥留时他仍殷切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并嘱咐“把集美学校办下去”。遗著有：《南侨回忆录》、《南侨正论集》、《住屋与卫生》、《民俗非论集》及《新中国观感集》。

国家给予陈嘉庚以国葬的哀荣，灵枢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