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纳木错站。

北京—拉萨—纳木错，来来回回这三个地方多少次，康世昌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作为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纳木错圈层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纳木错站”）站长，康世昌和他的团队每年大部分时间驻守在西藏纳木错。

从2005年至今的9年时间里，通过在纳木错流域建立综合观测站，康世昌的团队对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高山冻土、季节积雪、湖泊、高寒草原、湿地等多圈层相互作用展开研究，为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

独一无二的环境

青藏高原是全球变化的关键地区之一，具有全球变化研究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比如，青藏高原的湖泊沉积物、冰芯、树木年轮等隐藏了古气候环境变化的众多信息。

康世昌告诉记者：“青藏高原地区的湖泊沉积物记录的环境信息量大、连续性好、时间跨度长；冰芯记录的高分辨率、高保真性和长时间序列也为全球变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数据。”

青藏高原湖泊多达1500多个，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49.5％，是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多和面积最大的高原内陆湖区。

迄今为止，科研人员已经从矿物学、地球化学、同位素、生物学等方面分别进行了多种环境指标的分析，并重建了过去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环境变化历史、不同时期水热组合和古生态特征。

康世昌表示，纳木错地区的研究，为该区域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提供了一个天然实验室，同时该区域具有的特殊局地环流和念青唐古拉山脉南、北坡环境的差异等，这为多样性的环境变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为此，中科院青藏高院所在纳木错建设台站，进行全方位的地表过程和环境检测，康世昌认为，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比在北京盖栋楼还难”

黄宗琥是纳木错站副站长，主要负责站内行政和台站建设工作。谈及台站建设，黄宗琥颇有感触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西藏建站要比在北京盖一栋楼还难。”

困难就在于当地老百姓对科学的不理解，对科学的认识程度较低，导致建站条件比较艰苦。为此，中科院包括纳木错站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一批台站建设之初，都先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

尽管如此，台站的建设并不顺利。按照计划，青藏高院所多圈层观测站还将在青藏高原地区建设十几个站点，如果每轮建站前期的沟通都要花费很大精力和很长时间，那么将直接影响到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

黄宗琥告诉记者：“如今我们正尝试将优质的教育资源送到西藏。”黄宗琥自己曾多次组织北京的企业来青藏地区参观考察，成功促成企业家在藏区资助学校，尤其是小学。

记者通过观察也发现，在很多不起眼的藏区村庄，修建最好的建筑是学校，这些学校多数由一些企业家资助。

这既是一项公益活动，也掀起了一轮送科技进藏的浪潮。黄宗琥很热衷组织这样的考察团，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也愿意做这样的公益活动。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黄宗琥在推广台站建设方面也本着这样的思路，不仅去藏区播散教育和科技的种子，还在当地藏区吸纳了一批有学识的年轻人，加入中科院大家庭。

“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却又势在必行。”康世昌告诉记者，“不仅是纳木错站，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中科院其他野外台站，长年都有人驻守。”如今的西藏科考已不再是一个短期考察，台站的建设保证了科研工作能长期而深入地在西藏地区开展。

科研突破需积累

据康世昌介绍，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近之（原中科院南京地理所研究员）就对纳木错地区进行了考察研究。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对纳木错地区开展了短期的科学考察，获取部分水文和气象方面的数据。

随后一些零星考察活动也随之展开，对纳木错流域内的冰川和冰川地貌、湖泊、植被、动物、土壤、湿地等开展了研究。

自2005年纳木错建站以来，中外科学家依托台站的支持，对纳木错地区进行了数十次科学考察。

“通过多年的科学考察、遥感数据和台站的实地监测，为纳木错地区的科研提供了更多高质量数据和研究成果。”康世昌说，“台站的建设本身就是一项创新科研，因为在西藏地区，长期监测的站点目前还很少。”

如今，像纳木错站这类位于西藏地区的野外台站，不仅承担国内的科研任务，还与国际接轨，向国际提供一流的研究和一流的数据。

国际交流是科研必不可少的环节，张国帅、曲斌和郭军明都是康世昌的学生，他们告诉记者，除了奔走于北京、拉萨、纳木错这三地，出国交流也是他们日常学习的一部分。

张国帅在一次刚落地德国的时候，为了记者提出的一个关于西藏的环境问题四处找网络，希望能及时帮助记者答疑解惑。从他们的身上，让人不难发现科研的严谨。

“纳木错站今天的收获，建立在很多科研人员长年的积累基础上，从野外勘测到数据采集，科研人员随时可能遇到生命危险，一旦选择了这样的工作，就等于选择了挑战自我。”

康世昌也不记得自己曾碰到多少次危险的情况，但他很清楚纳木错站凭借这些年来的积累，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3-02-26 第6版 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