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勤
武汉大学1978级中文系校友。先后在林业部办公厅、文化部所属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公司工作。1993年，参与筹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历任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裁，以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北京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等职。现任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CEO、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嘉德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嘉德教育咨询中心有限公司理事长、泰康保险集团公司监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监事。
对于很多人来说，艺术品拍卖似乎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只能在通过一些重要事件、影视剧作或者大型展览感受它的魅力。现实中的艺术品拍卖工作是怎样的?国内的艺术品拍卖行业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些珍贵拍品背后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10月16日晚，武汉大学1978级中文系校友，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CEO，嘉德艺术中心总经理寇勤走上创业论坛讲台，为武大学子讲述了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发展历程，揭开了拍卖行业的“神秘”面纱。
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涂险峰，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处长邓小梅、副处长徐毅等聆听了讲座。涂险峰为寇勤校友颁发了创业导师聘书，并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珞珈时光纪念品——寇勤校友在校期间的学生档案。
拍卖行业25年
听说创业论坛课是有学分的，这让我觉得很亲切，我们七八级是第一批学分制的受益者。那时候有个多学科讨论会，虽然我不是积极分子，只是吃瓜群众，但是那种愈渐开阔、愈渐多样、愈渐尊重每个人个性的风气，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说起来，创业论坛课程实际上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更进一步，更正式。
我今天讲的题目叫《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透析》，“透析”这个词可能太大了，其实应该叫“概貌”或者“扫描”。
这张照片是1994年嘉德的第一场拍卖会。从1994年到2019年，整个中国艺术品的拍卖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和发展。下面这张表格是目前在国际上对于艺术品市场的统计和评估比较权威的机构做的。1994年我们的第一场拍卖会结束之后，纽约和伦敦的我们的同行Sotheby’s(时称“索斯比”)、Christie's(时称“克里斯蒂”)都打电话来恭喜我们，因为我们居然第一场拍卖会的成交额达到了一千多万，大家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你们看2011年的数字，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在2011年的时候是553亿多，嘉德在其中占了110个亿左右。
目前我们拍卖的内容之一是瓷器杂项，这部分的群众基础特别雄厚。每年找我咨询的朋友，可能有50%左右是关于瓷器杂项的。第二部分书画，占到整个成交额的60%甚至70%。第三部分是油画及当代艺术，现在成长性比较好。油画拍卖在中国是由嘉德开创的，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根本没有市场，从艺术家那里找作品非常难，找来以后想卖出去也非常难。第一次拍卖会有一件拍品还在场上流标了，就是张晓刚的《创世纪》。当时可能就要三万块钱，但没人要，最后打折才被买走。大概过了20年，这幅作品在纽约又拍卖了一次，300多万美金成交。所以这些年来，油画和当代艺术在中国的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四个板块是古籍善本。嘉德在招聘第一批员工的时候，招来了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组的组长。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开辟了古籍善本的拍卖。本来这块的市场一直低迷，结果我们拍了两次之后，纽约Sotheby’s就不拍了，因为他们找不到好的古籍善本了，也没有人到他们那儿买了，古籍善本的市场很多到了中国到了嘉德这边，其中不少都打破了世界纪录。
最后一类目前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就是珠宝、名酒名表这一类，像茅台酒、威士忌，最好的黄酒都有在拍卖。总体来讲，前面的四大块是目前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主体。
有人问我在中国艺术品拍卖企业的数量有多少?我可以告诉大家，全世界最多。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热衷于做拍卖。大家误认为艺术品拍卖很简单，其实并非如此。以2018年为例，排名前5的拍卖企业，拍卖成交额达到了整个市场的62.2%，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艺术品拍卖的垄断状态很明显，也就是拍卖不是靠企业的多少来实现的，它有自己的专业性，买方卖方的特殊性。
创业要争取机会，更要循大势
大家都知道嘉德是陈东升校友创立的，当时有校友建议说，西方拍卖的文物很多都是中国的，可以做拍卖，陈东升校友觉得这个方向可以，但一打听才知道有多么复杂。当时文物交易基本处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状态。除了国家文物商店和一些交易会之外，遇到的主要有三类人，一类我们叫“遗老遗少”，因为中国收藏的历史很悠久，有一批权贵子弟一辈一辈传下来。第二类是老干部，他们对文化对艺术非常喜欢，有些好的藏品，他们常常饭都不吃就上门来看。第三类是帮着香港和台湾的收藏家找东西看真假的艺术品交易商，国内真正浮在水面上的收藏家根本不存在。那个时候好东西很多，缺的是交易的途径。
如何能够推动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支持文物艺术品拍卖?我们咨询了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文物局、原国内贸易部、国家工商总局等等部门，最后形成一个共识：应该通过市场的方式，在可控的情况下，有序地发展中国文物市场。这是嘉德对于艺术市场最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大家考虑创业，法律环境、政策环境是第一位。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推动一些政策开放和法律方面的调整。当然这个调整是正确的积极的，不是单单为了企业自己的利益。
通过努力你可能会得到机会，但是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认认真真做好。你们如果要创业，第一要有创意，第二要注意政策法规，第三要看清楚市场的大势，行业发展的大势，像拍卖虽然那个时候前景不明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对文化艺术的重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拍卖背后的故事：不只是生意
在法律没有调整之前，嘉德当时很荣幸成为了第一批文物艺术品拍卖试点单位，但我们心里总不踏实，因为每次拍卖会都要到文化部，一事一办申请举办拍卖会，这不叫做生意，做生意一定要有法律保障。后来，《拍卖法》出台，侧面明确了文物拍卖的合法性，也推动了《文物保护法》的修改，使得文物拍卖更有可操作性。经过了这些年的努力，创造了很多好的例子，让文物系统的专家学者认为文物拍卖是可行的。
比如，翁同龢是两朝帝师，第二次被慈禧贬下去的时候，他觉得还有可能回来，所以很多的收藏都留在北京，包括字画，大量的古籍善本。但很可惜他后来没有回来，外界都以为这批藏品在战争中已经毁掉了。有一年我们到天津巡回征集拍品，有一个老先生来问我们拍不拍宋版书。那天接待的同事正好是位古籍专家，就跟老先生聊，一问，老先生姓翁，是翁同龢的后代。因为翁家当时有两支，有一支去了美国，还有一支留在了国内。但是天津翁家的藏品在早期已经上交给了国家，怎么还会有宋版书呢?老先生说，确实家里的藏品全部都捐给政府了，但是分家的时候有一本书，美国的那一支拿错了，在美国翁万戈老先生手上。
翁万戈老先生在Sotheby’s做过顾问，做过华美协进社理事长，到故宫第一个拍过电影，做过很多中美文化交流的事情。可没人知道他家里有这么好的古籍善本。我们的王雁南总经理听说后，立即飞去波士顿租车到他们家去拜访。宋版书是找到了，但翁先生只字不提自己藏品拍卖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勉强，因为藏品收藏了多少代，就跟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一个人对收藏的理解和感情的投入，如果没有达到像自己的孩子或者爱人一样的程度，感情的深度是不够的。
我们先把天津翁家在美国的宋版书拿来拍卖，效果非常好。政府发现，拍卖其实起到了官方很难起到的作用，我们叫“海外文物回流”，这件事情在海外形成了非常大的舆论。有一天，翁万戈老先生表示愿意把他们家收藏的古籍善本全部通过嘉德拍卖，这在古籍善本界来讲，那是天大的一件事情。
当时翁先生把这批古籍善本交给嘉德的时候，同意不公开拍卖，优先考虑转让中国大陆的国家级博物馆。这批藏书拿过来以后，国内的老专家们非常激动。启功先生说，这个事要找政府，不买的话可惜。当时启功先生，还有任继愈、周一良、张岱年、季羡林、季淑英先生等大师决定联名写信向有关部门反应这件事。启先生委托傅熹年先生执笔，再送给其他先生签名。我不放心，自己亲自去送。送给季羡林先生的那天，北京大雪纷飞，我怕去晚了不合适，结果去太早了，老先生在休息。听说我是嘉德公司的，季先生说“赶紧请进来”，第一句话就说“谢谢你们，你们做了件大好事”。
这批文物非常珍贵，国家图书馆、首都博物馆、上海市图书馆都想要，最后上海先下手为强，得到了这批藏书。虽然没有拍卖，我们拿不到什么佣金，损失了收入，但是从此，拍卖在政府的眼里成为了海外文物回流非常重要的渠道，还给我们颁发了奖状。
拍卖过程三环节各有所重
拍卖过程有三个主要的环节。第一是征集，第二个叫预展。预展的目的，其实是把拍卖会要拍卖的拍品，展示给大家近距离地观看。预展的目的是商业推广和宣传，也是给买家观察真假好坏的机会，也是买家一个鉴定的过程。
第三个核心是拍卖实施的过程。实施拍卖的方式比较多，一种是现场拍卖，第二种是电话竞拍，现在有了网络竞拍，所以拍卖出价比以前有趣了，比如拍卖师一会儿说现场100号出多少，一会儿又说北京出多少，上海多少，芝加哥多少。现代的传播手段对于拍卖方式也有促进的作用。
学术品牌决定高低 企业品牌决定生死
一个好的拍卖公司，一定要能够接触到最高级的藏品。我们认识一个文化人，不幸早年被“打倒”，他非常喜欢齐白石，家里有很多珍贵藏品。大家后来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们把他收藏的最重要的一套册页拿出来拍卖。他说这是毕加索都认为是非常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把它保存下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当时他被“打倒”的时候，眼看就要抄家，他就拿油布把画一张一张卷起来，找到乡下老家帮忙保管。家里人为了不受潮，就挂在了房梁上。没几天有人检举他家私藏枪支，因为这个画一轴一轴捆起来很像枪支。幸亏当时的民兵不懂，打开一看，不是枪是画就走了，否则这些可以说代表齐白石最高水平的作品可能就没了。
嘉德四季——艺术品拍卖新思路
嘉德还做过周末拍卖会，每个星期拍一次，只要觉得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拍，不一定非常名贵。连续做了两场，特别受欢迎，可是不挣钱。到第三次的时候，北京有法院找到我们，说有一批罚没字画，我们去一看，有朱光潜先生的信，还有李可染先生写的“金铁烟云”。后来我们专门给它拍了一个专场，在九十年代初，拍了60多万。这个周末拍卖现在我们更名叫“嘉德四季”，一直延续了下来，丰富了我们的拍卖层次，更重要一点，它是在为春秋两季大拍提供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潜力，吸收了一批初级的拍卖者。现在嘉德四季一次也能拍几个亿，最高的时候拍到过十多个亿。这个事情要提醒大家注意，做事情不要光去追求高精尖，还要有面向大众的产品。
问答环节
“对艺术品的感受一定是面对面的”
Q：您刚刚说创业的话，法律政策条件是第一位的，但是改变法律让政策作出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商机稍纵即逝，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
A：当年嘉德是因为看到了一些大的趋势所以能成功。那个时候的国有文物商店，已经出现了生存的难题，它只是靠去收，不能卖，就是卖也不是真正的市场化。今天店里来五个人，就只有五个选择，可是拍卖的话，嘉德面向的是10万客户，又是通过竞价的方式。最早的时候文物商店对嘉德还有微词，说你们公司弄得我们没饭吃了，我说我们可以帮你卖，只收点手续费，相对来讲流动性更强了，柜台还可以照样卖。所以后来的文物商店从对立到最后配合，它的态度就变了。
所以说在文物政策推动的时候，一定看到它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走不行了。如果你判断政策法律是非常遥远的事情的话，看到了障碍，但这个障碍你硬推推不动，那就不行，你还是要看它的可能性。
(录音整理：马印瑞/ 编辑排版、图：刘丹)